北京有没有准分子治疗白癜风的 http://www.pfzhiliao.com/在贾平凹80年代的小说中，对商州女性的美采用了白描式的传神写法，她们是一群不施粉黛，天然雕饰的“出水芙蓉”。这些“熟得像一颗软了的火晶蛋柿”的小水们给我们吹来的是一阵阵清新的乡风。然而进入90年代，“新民间”这片钢筋水泥森林的呈现便意味着它与传统乡村母体的分离。因而，随之贾平凹在小说中便采取了独具城市技术化的摄影式聚焦的方式，着重突出了女性身体的感性魅力。这群寄居于都市的女性，自然远离了山间神性化的美感，而表现出混迹于世俗生活具有苍茫诗意象征的丑态。
现代化妆术下寄居的性感媚态
如果说早期小说创作的女性形象是贾平凹古典美学理想的化身，那么90年代始，贾平凹塑造的女性形象则是“新民间”欲望叙事的化身。她们是一群在新兴现代化妆术下寄居的现代女性。如《废都》中的唐宛儿每次跟庄之蝶见面都是描眉抹粉，粉腮红唇，极其轻易地俘获了名人庄之蝶的芳心。就连庄之蝶家的保姆柳月也亲睐化妆术，最终靠着现代化妆术改变了自己的农村保姆身份，而进入了西京城的上流社会。小说的最后，柳月更是浓妆艳抹几乎让孟云房认不出来。而那个总是素颜朝天的传统女性牛月清在与庄之蝶离婚后，最终也纹了眉，垫了鼻梁，除了皱纹，去了蝴蝶斑，成为了城市化妆术下新一轮的俘虏。
再看《土门》中的眉子，她是仁厚村天生丽质的美女，在和老邵交往后，整日把自己的脸当成画布，浓妆艳抹。最后，这个一心向往城市的女子在城市化妆术的浸染下逐渐异化，而成了“脸上抹那么厚的粉，嘴红得像吃了生肉”的疯子。城市化妆术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人们原始的物质世界和生活环境，人们不再亲睐于原始封闭的乡村美景。城市生活的灯红酒绿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觉，颠倒了白天和黑夜的固定秩序，城市人的生存是片断的、支离破碎而缺乏稳定性，他们经常出入于各种场合，这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无背景的隐名状态，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为自己配搭上一副合时宜的面具。因此在以化妆术为核心的城市中，一切真实的东西都被破坏了，人们的精神信仰轰然倒塌，横空出世的是一派虚假无常。如在《废都》的结尾，传统化身的牛月清最终成为现代化妆术的俘虏正是因为看透了城市的虚假，“她感到痛苦的是自己最爱的丈夫竟会这样。”
再如《白夜》中的颜铭是现代化妆术的短期获利者，但是她更是现代化妆术的最终失败者。现代化妆术虽然给了她向中心挺进的女性资本即颜铭原以为靠着人造的美丽，她依然能够寻找到自己理想的婚姻生活，但是这种虚假的美丽并没有给颜铭在西京城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反而随着女儿的出生，夜郎对颜铭的种种怀疑也日渐加深，颜铭为自己编织的虚假身份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在她与夜郎的婚姻失败后，颜铭又成了西京城无家可归的边缘存在，颜铭只能出走，而颜铭此番出走正是其灵魂无所寄托，精神信仰倒塌后的绝望出走，出走的结局如何，大概只能步入邹云的后尘。贾平凹在此时期对女性人物充满化妆术魅惑的外表塑造，使她们成为了秩序颠倒的城市化演变的最具代表性的存在。这些女性们对现代化妆术的依赖虽然使她们拥有了踏入男性社会的敲门砖，能够在男权主宰的社会权利话语下，追求女性自主性的存在。但是外表的美丽，映照出的却是灵魂的破败不堪。在这个虚假而喧嚣的空间里，她们成了囚禁在西京城带着美丽面具和沉重镣铐跳舞的“娜拉们”。
这些现代女性除了在外貌上拥有了进入男性社会姣好的面庞，贾平凹还在80年代末对女性性别化身体之美的描写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开拓与挖掘，使她们成为了一群极具媚态的现代女性。可以说，到了90年代，贾平凹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已经从早期“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冰山一角”走向了“嘈嘈切切错杂弹”的震耳欲聋，女性的身体的性感之美开始在消费主义畅行的时代里，一层层地卸下千年来缠绕其间的厚重外壳，以此彰显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性别化主体的存在。因此贾平凹的美学追求也从80年代小说中传统文人的“意识美学”追求走向了后现代的“身体性存在”的美学追求。在葛红兵看来，人的身体中包含了人类所有存在的意义。
贾平凹在90年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中，一方面极力渲染女性的性别魅力，另一方面在塑造与之相对的男性群体上却是突显男性性征的弱化。如庄之蝶和老冉，一出场就是一位阳痿患者；而在眉子眼中鼻子硬挺的成义却是有着阴阳手的身体缺陷；就连一开始打着换种目的想要与西夏在高老庄生一个孩子的子路最终成为了性能力弱化者。男性的性征弱化和缺席，俨然是在现代文明浸蚀下，“象征之父”倒塌而寻根无果的结果，这在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然而在审美乌托邦的世界里，“审美在神圣的时刻摆脱了目的论的可怕控制，砸碎了把一切事物禁锢于其中的功能和因果之链，因此审美迅速地使客体摆脱了意志的牢固控制并使之带上庄严的色彩。”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人类的身体在审美的世界中，能够挣脱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规训而导致的异化，获得自身全面的解放。除此之外还能解构意识形态的规约。因此，在审美的世界中，我们自觉将对男性身体性征的异化过渡为期望女性性征的救赎。
在充满女性性感媚态的身体中，全然展示的是一种人类生命起源的自在冲动和自由归宿以及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主体性存在。然而审美在产生乌托邦的美好镜像之时又无法逃避存在于现实世界本身的虚假性，“理想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虽然是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工业所创造的美的标准，最初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这个标准的广泛传播中，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普天下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美的规范。”可以说，审美一方面在扮演解构角色的同时，一方面又开始扮演起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在贾平凹的这四部长篇小说中，其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朝着统一的标准塑造自己，就连深居城市边缘孤傲清高的虞白也感叹自己的年华流逝，无法展现明显的年轻女性的性别化特征。因而小说中，贾平凹对女性形象极尽性别化魅惑特征的描写不仅是对现代女性性征的自由自在自足的审美理想构造，更是对现代女性性征的审美意识形态规约的内化压抑。
回归世俗的苍茫“丑态”
在贾平凹80年代小说中的商州女性形象因其美丽、善良、贤惠、博爱而成为男性眼中的“女神”。这些山乡女子满足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所有完美想象，然而她们只是束缚于传统美德圈套中丧失自我的“家庭人”。到了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贾平凹也一改早期小说对“女神”形象的执着追求，而走向了回归世俗生活的本真“丑态”。自古以来，美是作为一种积极、上进、肯定的因素而存在，它不仅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愉悦，同时还构成了美善互为表里的集体无意识。但是当精神层面的善遭到怀疑时，自然美也惨遭毁灭。于是丑就作为一种新的存在而得到了现代人们的亲睐。
因此，从90年代开始，贾平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由高模仿滑向低模仿，即贾平凹消解了早期小说对女性古典美的追求，而逐渐贴近混沌零散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群走出传统旧家来到现代化都市的世俗女性。在这种对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中，传统美德普照下的商州女性之美已悄然失势，转而活跃眼前的是一派注重物质和感官享受的世俗女性的生活丑态。
如《废都》中的牛月清，她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原生态的最真实写照。她一出场就是以名人作家之妻的身份照顾起庄之蝶的饮食起居。每当与庄之蝶发生别扭，牛月清总是啰啰嗦嗦地细数与庄之蝶结婚以来的所有付出。她贴近生活本身的实在，根本无法慰藉庄之蝶孤独漂泊的灵魂。就连她家的保姆柳月都能从庄之蝶的文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庄之蝶是个性压抑者，而牛月清却不以为然。她并不能在精神深处行驶庄之蝶之妻之情，而只能在现实层面行驶着妻子之名。除此之外，贾平凹在此时期的小说中还加重了对生活原生态丑陋景象的描写。
如《高老庄》中，将子路与菊娃这对昔日夫妻的谈话被贾平凹设置在了厕所边，两人的对话内容虽然明显充满着互相关心之意，但是原本温情脉脉的对话，作者却反复渲染了臭哄哄的尿窖子，展示了一派生活原生态的丑陋。可以看出，贾平凹在90年代小说中塑造的“新民间”的“间”再也不似早期商州乡野的诗情画意，它是混杂着生活原态的丑陋景观。生活在丑陋世态中的男男女女，自然也成为了世俗中最实在的人。此时的贾平凹消解了初期商州乡野崇高、浪漫、至真至爱的夫妻之情，他们只是执行着日常生活过日子的庸常法则，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爱恋，而显示出一派“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苍凉，乌托邦的诗意栖居已成为昔日的幻影。
除此之外，在“新民间”的社会里，消费话语作为最具生命力的话语滋生出了90年代文学创作的欲望叙事。“物欲和性欲仿佛成为了消费社会人们生命追求的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点的统摄之下，传统社会所有的理想，精神，爱情，信仰，道德等等，完全退出了历史的地表。”
首先，无论是城还是乡，都赤裸裸地呈现出对物的追求，《废都》中的柳月，《白夜》中的邹云，《土门》中的眉子，《高老庄》中的苏红等等，她们都是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对物欲追求的极端典范。这群由乡入城的都市女性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不断挣扎，却走向了道德的崩溃，她们原本归属于商州乡土的纯真本性在丑陋的世俗生活景观下，逐渐走向了异化。就连那些曾经固守着仁厚、团结的传统美德的妇女们，也在这种“新民间”的环境中争权逐利，搬弄是非。
如《土门》中仁厚村的村妇们，她们为了多争取几个肝病病号以增加收入，不惜以粗口相骂。其次，小说中对“性欲”的描写也卸下了其神秘的面纱。尤其是年《废都》的问世，贾平凹一改之前女性清纯美好的形象，而表现为性欲的赤裸裸呈现的“丑态”。在这些小说中，无论是浸淫着消费意识形态的都市女性如柳月、邹云、眉子、苏红还是兼具传统美德的都市女性如唐宛儿、颜铭、梅梅、西夏等等，贾平凹都复苏了她们女性身体感觉的在场感。虽然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表现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不是首次出现，如在80年代中期的《黑氏》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逛山”系列中，贾平凹都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了女性的身体欲望。然而在以往小说所表现的女性身体欲望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商州女性旺盛的原始生命活力。但是在90年代小说中所呈现的女性身体欲望，却是一派颓废的“丑陋”。
如在《废都》中写到庄之蝶和唐宛儿性爱中的一幕：“血水就吧嗒吧嗒滴在地上的纸上，如一片梅瓣……倒在那里了，深沉低缓的哀乐还在继续流泻。”此番，庄之蝶和唐宛儿的性爱，原本是一种展现原始生命力的举动，却伴随着哀乐、流血、卫生巾等意象，昭示出二人的举动全然是丑陋的兽性交配而不是男女两性惺惺相惜的生命冲动。可以说，在贾平凹90年代小说中对女性性欲的展示，无不呈现出“丑陋”的狂欢，那是一种在“文化休克”境遇下对原始生命即将陨落的绝望的丑陋。在文学作品中直接表现丑陋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特色，丑陋成为了在现代主义者眼中人类生活群像的表征。
因此，此时的“丑”并不是恶的代名词，也不是作为美的反衬，而是一种沉重的阴影，迫使着人们承受由此而来的痛苦。贾平凹在90年代小说中创造的大量“丑陋”景观，更多的显示了他在目睹了人类精神庙宇坍塌后，对人类荒谬生存的真切焦虑，完全有别于他在初期小说中塑造的真善美景观背后符合于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在这种混沌复杂的丑陋生活碎片背后，蕴含的是贾平凹作为精英作家对人生处境深刻理解后的苍茫的诗意美学追求。
原始母性失落的混沌美感
中国传统的女娲造人的创世神话及其女性原始的生育本能，奠定了中国人对女性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进入父系社会后，虽然女性沦落为父权夫权族权的“无名”存在，但是在女性的身上，仍然保留着人们对女性传统的审美倾向。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贾平凹80年代的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具有原始母性美感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美丽的外表，博大的心胸，圣洁的品质，平凡苦难的身世，坚强隐忍的性格，以及积极向上的原始生命活力，她们是小说中男主人公遭遇精神劫难的避风港，她们以自己博大的原始母性本能对男主人公进行着灵魂的救赎。
进入90年代以来，传统的精神信仰轰然倒塌，人们无不处于“垮掉一代”的彷徨与无奈之中。“废都意识”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代了“浮躁意识”，成为了在新旧转型时代最具典范性的时代气息。虽然在90年代的小说中出现一群浸蚀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糟粕”的都市女郎，但是仍然有着一群在文化转型时代中新旧文化融为一体的时代女性，如唐宛儿、颜铭、梅梅、西夏，她们美丽、善良，有着宽容博大的心胸，在拜金化盛行的现代西京城里，仍旧保持着传统女性的美德。可以说，她们继承着贾平凹对原始母性的崇拜心理。她们的存在正契合着在转型时期彷徨而无路可走的男主人公的口味，他们在这些既开放又传统的女性身上找到了原始的救命稻草即性爱。贾平凹在90年代的这些长篇小说中，极尽描写的男女性爱，虽然在刚问世时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诟病，甚至还因“废都事件”而被封杀，但是这些“安慰破碎灵魂的苦难之作”确实在纯生理行为的“性”后隐藏的是贾平凹在转型时期的“文化休克”后，对于回归“自然人”的渴望和对原始蓬勃生命力的召唤。
如在《废都》中，一出场就是“阳痿”患者的文化名人庄之蝶在唐宛儿身上找到了几近丧失的“力比多”的冲动，复活了其蓬勃的生命活力；《白夜》中的夜郎在与颜铭的第一次性爱后顿时感觉天地都是明朗的；《高老庄》的子路与西夏最初的性爱更是使他忘却了农民的自卑，找到了现代人的自信，学会了城市人的文明。然而这些新旧交替的现代女性对男主人公的性爱救赎只能暂时复活了他们的生命力，成为稍纵即逝的灿烂的生命流星。在这个精神导师不复存在的时代里，这些由乡入城的都市女性不具备启迪人类精神家园的能力，在偌大的西京城里，她们也和男性一样，只是一叶漂泊的浮萍，她们都在寻找一个理想的男性归宿，在男性身上寻求精神的归依。
因此她们无法帮助男性战胜脆弱，更无法像80年代的小水们那样以一种契合大地的原始母性实现对迷途徘徊的男性进行成功的精神救赎。庄之蝶在唐宛儿失踪后最终出走“中风”，夜郎最后在颜铭出走后以精卫填海的决绝走向了无望悲哀，子路最终在极度的悲哀与失望中，撕毁摘抄方言的笔记本，对无法安妥灵魂的高老庄做最后的告别，而梅梅最后在幻觉中寻到了“重回母体”的归宿。可以说小说中女性对男主人公的救赎，最终都避免不了是一场知识分子企图进行灵魂救赎的最具反讽性寓言的轮回。在这种母性的救赎中，人们只看到男女两性摆脱一切道德，政治的圈禁后肉体的冲动，就连80年代贾平凹在小说中所衷爱的原始母性生育本能也消失殆尽，因此这些女性对男性的原始母性救赎，最终避免不了失败的悲剧结局。
因而我们在这些女性原始母性的悲剧救赎背后，看到了一种现代审美的基调，即尼采哲学中“以苦为乐”的美学升华。与80年代原始母性救赎的乐观美感不同，这种悲剧的生命美感是一种在看破尘世苍凉和人性病态的异化背后，救赎的悲哀与无望。因而在这种与主流女性原始母性救赎疏离的悲剧救赎背后，凝聚的是贾平凹作为一名精英作家的深沉美学旨归，自然这些都市女性形而下的性爱救赎喻示的是形而上的苍凉美学的升华即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走向地狱的精神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