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激光多少钱一次*治人物的幽暗人性是必然？
络的名篇。虽“崔颢题诗”在前，笔者有热衷考订文字的偏好，忍不住还是要对马君大作发一点小小的议论。
一、*治人物的幽暗人性：必然？偶然？
我从外省来到广东20余年，对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等晚清粤籍*治人物的行迹只是粗知大略，未求甚解。此次马著披露的诸多细节让我好好地补了一课，在全面了解各人生平事迹的同时，也越发洞悉了包括粤籍前贤在内的*治人物的幽暗人性。
历史，往往是不断地被构建出来的。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未必就是当时的真实历史。戊戌（1898年）*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梁，高扬保皇旗帜，继续展开一系列*治活动。为了获得支持，不惜夸大、隐瞒、改簒历史，终于形成了一套像《戊戌*变记》那样的“变法历史”。1888年，康有为以落第书生的身份频频干谒达官显宦，不吝谀颂之余希望强有力者代为表达*见，结果屡遭讥笑和拒绝。这一段颇为尴尬的经历，后来被康梁师徒逐渐改编得面目全非———不仅用变法图强的公心成功遮掩了希图利禄的私心，还凭空生造了翁同龢因拒绝代递封事而在事后向康有为当面致歉的细节。（第197页）与传统*治人物相比，康梁师徒在托名西学、制造舆论等方面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近代性”。于是，一代又一代研究者落入圈套而浑然不察，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历史人物的辩护者。比如，有学人认为，康有为此次赴京的主要目的并非参加科举考试，而是为了发动变法。所以，他和其他应试士子截然相反，不是关起门来搜索枯肠杜撰八股试帖，也不是到处钻营、寻找门路，冀求金榜题名，而是广泛联系京官，宣传变法主张，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的论断，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基本价值追求。
尤有甚者，康梁在解释康氏如何取得光绪帝信任这一关键问题时，采取了“扬翁（同龢）隐张（荫桓）”的诠释思路和传播路线，人为地设置一道道机关，使得获知真相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君对此有极为精彩的考辨：
翁同龢在戊戌维新中从未举荐过康有为，翁氏“荐康”的说法是康氏在*变后编造出来的。一些确凿的材料说明，乙未（1895年）至戊戌间与康有为关系最为密切，且对其*治活动予以最大支持的朝臣，并非翁同龢，而是户部左侍郎、总署大臣张荫桓，真正向皇帝密荐康有为的正是张氏。由于张荫桓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荐康”的，康有为对内幕极力隐晦，为了应对舆论，解释自己进用的过程，*变后抛出翁氏“荐康”之论以混淆视听。不料，康氏首倡的翁氏“荐康”说又被刚毅等翁氏*敌所利用，导致戊戌十月翁同龢革职事件的发生。翁氏被以“力陈变法”“滥保匪人”的罪名革职后，流亡日本的康梁又通过《戊戌*变记》的宣传，把光绪帝、翁同龢与康有为变法紧紧连在一起，以此来赢得士大夫阶层对保皇活动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慈禧一派。进入20世纪后，康有为著述中对翁、康关系的描述更加详尽，成为戊戌维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翁同龢“举荐”，康有为无论如何是无法得到光绪帝赏识的，百日维新也就无法开始，这正是康氏向后世昭示的基本逻辑。（第80-81页）
为了塑造神偶、攻击*敌，康梁等人尽占先机、多管齐下，通过层层累积、步步完善的方法，生动而巧妙地重写历史，既引领了当时的舆情，又误导了后世的判断。
众所周知，*治人物出于种种目的，在当事之际采取非常手段，又在事后刻意屏蔽真相，古今中外概不例外。换言之，马基雅维利（梁启超先后译作“麦加比里”和“米奇维里”）主义的信奉者可谓不分畛域、代不乏人。这其中既有个性因素使然，也似乎包含了人类历史的某种必然性。明于此，康门弟子“买都老爷上折子”（即贿赂言官代上变法章奏等，详第203-209页）、翁同龢与张荫桓为求自保而各自删改日记（详第77-81页、第42页）等等，也就不难理解了。同理，沙皇时代的财*大臣维特勋爵晚年落魄时所撰回忆录，在刻意“表白自己的历史功绩”之际，仍念念不忘与昔日的*敌穆拉维约夫“暗比高下”；为了吹嘘自己“和平外交”的神奇力量，又不免单方面地强调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签订旅大租借条约的不容置疑。（第139页）
对于自身的非常之举，*治家们也有一套解释的“逻辑”。梁启超在不同时空下的言论，就颇能看出*治人物自我调适、自我辩解的能力：1896年，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吐露通过贿赂言官推动废除八股的计划时，以“豪杰举事，但求有济”为词，为其实用主义行为作辩护。（第205页）1921年，作为史学家的他在传授治史方法时又举例说：“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第65页）在这里，他又显得那么坦诚。纵观梁启超一生，从不讳言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善变性格；相比之下，康有为在篡改历史后似乎没有留下如此显豁而坦然的提示。当然，梁氏将“放大真迹”的原因归结为“感情作用”，无论怎样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事实上，康梁师徒彼此默契完成的一系列作伪，堪称*治活动戕害基本人格的典型案例。
在公私文献不断披露、信息公开成为潮流的当下，不轻信*治人物的自述或他述，不迷信学界大佬的立论或经典著作的成说，廓清团团迷雾，还原历史场景，已经成为历史研究者的重要职责之一。马著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提供了一个新鲜而有力的样板，让读者既找回了阅读历史的兴趣，又看到了振举学风的希望。
二、文学家、史学家：谁更擅小说家言？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已经是*、学“两栖”的大人物，他告诫治史者不能一味信从经历者的自述，而须“处处打几分折头”，以免产生“大过”。按照这一逻辑往上追溯，似乎可以将戊戌*变后若干年内的梁启超贴上文学家的身份标签。
文学、历史本应两不相侔，但二者自来杂糅并存，或同形异质，或异形同质，诗史互证、文史交融迄今仍是可资采信的治学传统。平心而论，若能从文学家的作品中挖掘出可信的原始材料，往往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史学家细致入微的描述一旦被查证只是小说家言，引发的可能更多是反感、鄙视。
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不使用随笔、诗话、诗文集等文学类文献的，其价值、意义或不可替代性无需赘论，使用者的辨别力存在高下之分也成为一种共识。马君虽然不专门研治近代文学，对晚清、民国主要*治人物的文学作品集却早有关注，因此，当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机处档案中发现抄本《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右任著）时，便能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未曾披露的新文献，一经比勘，果然捕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漏之鱼。在这篇与马著其他论文风格不尽相同的文章里，“清季诗界革命”“激烈抨击”“革命激情”“行云流水”“气势壮阔”“摹写精神”“抒发情绪”“浅显易懂”“如泣如诉”等等文学评论者惯用的术语，每每令我这“中文佬”发出会意的微笑。马君的这一次跨界行动，不但看不见隔阂，反倒凸显出跨界者的独特见识：“自悔少作、点窜旧稿，原本司空见惯，无可非议；然而，艺术水准的提升往往以损失历史信息为代价，即使于右任已有‘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的远见，仍然不可避免地湮没了部分历史面相。或许这种遗憾从来就无可避免，《诗草》不过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而已。”（第332页）
马著在选用诗话以佐证历史事件时，也显现出态度的冷静与手法的娴熟。试举一例：《梦苕盦诗话》的作者钱仲联，既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又是身世特殊的文化名流。对于翁同龢是否“荐康”，钱氏有自己的看法：“人谓公荐举南海，有才胜臣十倍之语，实不尽然。*变以前，金门姑丈在京师，公即诫以不可近南海，谓其心术不正。此事姑丈亲为予言之。外间所传，不免捕风捉影。今公日记俱在，可覆按也。”马君对此则诗话的引用，颇见斟酌之功———将其置于注释而非正文中，其后又添加数语以作提示：“钱仲联之祖母乃翁同龢之姊，其姑丈俞钟銮（字金门）又是翁的外甥，戊戌年春曾到京参加会试。这条口碑材料可信性极高，说明翁当时对康大有戒心。”（第27页）
说到近代文献文史交错、真假难辨的现象，晚清谴责小说可谓其中的代表。据马君考索，清史专家萧一山早在1963年就曾指出，康有为戊戌维新时的进用完全是张荫桓在幕后运作的。萧一山说：“后来我在读《续孽海花》小说中才发现这件事情的真相”，“作者曾在总理衙门任事甚久，知道戊戌*变内幕，记载很详，为一般史书所不及”。（第34页）或许是受到史学前辈的启发和影响，马君对高阳所撰《翁同龢传》也是高看一眼：
对于翁、张与康氏进用关系的认识，小说家高阳可谓独具慧眼。在高阳看来，翁同龢是醇谨之士，与康有为气味本不相投，无可交往；且翁氏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故翁不可能“荐康”，荐康的只有张荫桓。然则，翁同龢“荐康”之说何来？有两点原因：“一则是后*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故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其《自编年谱》中，虚构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高阳注意到了康、张、翁三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所谓翁氏“荐康”说与*敌陷害有关，这样的史识恐不能以小说家言待之。可惜，他的判断并未引起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第49页）
同样以传记命名，出自梁启超之手的《烈宦寇连材传》，呈现的却是另一种形态。该传以太监寇连材因违制上折而被杀（年仅20岁）的所有传说为基础，“很多情节被梁重新渲染加工，用以实现抨击慈禧的*治目的”。“在梁启超的诠释和补充下，寇连材披挂整齐，被赋予了‘改革派’太监的身份。”在马君看来，“康梁在*变后夸大事实，骇人听闻地抛出翁同龢‘举荐’康有为的说法，与藻饰寇连材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第275-276页）
马君的《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一文尽展其学术所长，在吸纳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更登一层楼。对于萧一山充分肯定其信史价值的谴责小说《续孽海花》（张鸿著），马君仍有自己的见解：“尽管张鸿力求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具体细节或有恢复真实的努力，但小说的本质限定了他的努力仍有限度，小说化的铺张扬厉与尊重史实的初衷必然冲突。”（第284页）他继而援引小说第四十八回寇良材（影射寇连材）与新*密通消息的一段文字，明确指出：“在作者描述的这个场景中，寇良材完全介入了帝*的密谋，充当了皇帝与新*分子联系的桥梁。”（第285页）马君在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文献堆中钩沉爬梳，如抽丝剥茧一般，揭示出这样一条线索：从梁启超的人物传记《烈宦寇连材传》，到许指严的掌故笔记《寇太监》，再到曾朴、张鸿的历史小说———《孽海花》和《续孽海花》，在满足不同历史场景下受众的现实关怀和情感需求的漫长过程中，寇连材忠君爱国、支持维新、反对权奸、不畏强暴的“历史形象”一步进一步地得到强化。（第285页）
而此文的结尾语，最能看出马君的深邃思考：
由于一件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寇连材死去了，历史上却诞生了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研究、传承历史，不止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作家、艺术家都是参与者。面对寇连材的“事迹”，人们可能会产生种种联想：“层层累进”的事实是否就是建构出来的？在论证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时，如何对其中存在的艺术特征加以准确的判断？或许，走向历史深处、探求事实与真相永远是历史学家执著的追求；可是，在一些情况下，从历史的起点出发，顺着时间的方向，考量历史认识（“事实”）增长和演化的过程，知其所以然，也不失为一种精准把握历史的尝试。（第287-288页）
这段表述可能会触及另一个敏感却又不易说清的问题：历史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对此，马君并未展开说明，但引出这个问题本身足以说明他对“史学研究的取向和路径”（第258页）的反思。
◎张求会，近代文史研究者，著有《陈寅恪丛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