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王兆山的情感表达源于什么心态
“身为一名作家，应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还是要有道德和良心。”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日前在回答中国青年报提问时，首次就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也幸福”的诗作给予回应。“在国家和人民遭受苦难，心灵和生命都遭受重创的时候，用这样的文字做出这样的情感表达，无论如何是不妥的，是让人遗憾的。”铁凝表示，如果有一天见到王兆山，会把这番话告诉他本人。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纵做*，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感叹，我们不难管窥隐藏其中的看客心态。而正是这种心态对作家责任进行了放逐。毫无疑问，作家应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除了艺术才能之外，更应具有较深邃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较强的人格力量，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充任不了读者的导师，起码也该是读者的朋友，至少不要*化朋友，而要力争成为益友。对此，胡适先生有一段话把责任意识说得很通俗形象:“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鲁迅先生在30年代，也严厉批评过那种自比鸟和花，爱怎么唱就怎么唱、爱怎么开就这么开，而不管读者是否高兴的作家。对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反思，承载着公众对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期待，而王兆山的感叹无非折射着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乃至精神上的溃败。而这样的责任，还不能止于作家，必须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我们在反思和审视中国现代知识者所走过的精神沧桑史，在他们遭遇内外的巨大压力时，却发现其中的许多人几乎都是忙于把自己交出去，自弃自辱，呈现出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的溃败。这让笔者想起了摩罗在《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中的一段话:“为什么鲁迅研究空前繁荣、空前深刻？为什么人们毫不犹豫地将鲁迅视为标准、视为至高无上的坚强与高贵？就因为历史的对比太鲜明了……”对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思考，能否作如是观呢？鲁迅之后的20世纪社会进程中，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某一类型知识者的流布和变迁。从巴金晚年念念不忘的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之事，从张承志自称要一人孤勇地与来自鲁迅所攻击的“智识阶级”战斗的誓词中，我们可以捕捉到知识者一些精神的现状。90年代，北大教授钱理群就知识界的现况作了不容乐观的描述，以为当今的一些知识者正忙着从边缘向中心，从两侧向体制靠拢，他们由“专业陈述”转向“模仿*治家口吻”。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以“专业陈述”的姿态，扮演“*治幕僚”的角色。话语转换背后隐藏着的是角色的转换。王兆山仅仅是一个表现而已。